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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女性作家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时代巨变中,汇聚于延安的女性作家构成了一个显在的创作群体。她们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目标,进行了艰难的精神转型,创作视野不断拓宽,走向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以女性书写的特有方式参与新中国的文化设计与创构之中。

这个时期的创作群曾活跃在延安文艺生活的众多领域,她们特殊的文化身份及其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她们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亲历者与记录者,她们的创作给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心灵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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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研究会看来,延安女性作家的创作无非是以文学的方式演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作品也多是僵硬的形象化了的“政治说教”。但站在历史高度上,她们对中国新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女性话语的生成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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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延安女性作家群”,指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进驻陕北,到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这个时间段为主,有过延安经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历尤为重要)的女性作家。

在延安女性作家群中,从国统区或沦陷区奔赴延安的女性作家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构成,其中包括丁玲、草明、白朗等。其中,丁玲在“九一八”事变同年即与夏丏尊、周建人等文化界同仁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一·二八”事变后,又同鲁迅、茅盾等40多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行为。在她之外,这个时期的其他女性作家也都以不同方式为抗战呐喊助威。

在当时,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很严厉,进步刊物屡被封禁。作家们更是身心横遭迫害,许多女性作家因不满国民党的暴力统治,遭到特务的监视和追捕。丁玲就曾被秘密绑架,长期监禁南京。

对于这些满怀激情和理想的知识女性来讲,民族的忧患促使她们奔赴延安,国共两党不同的文化政策使她们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与抗争情绪。与国民党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态度。

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争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社会媒介与知名人士,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延安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当的待遇,经过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对知识女性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中,延安女性作家群才迅速形成。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延安女性作家群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如果说,“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促使女性走出家庭,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是延安女性作家群形成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由于日寇入侵而引发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对于抗日的不同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政策,则是形成延安女性作家群直接的现实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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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混乱。

尽管延安女性作家在此之前曾十分活跃,但实际的创作成就并不大,没有创作出有重大建树的作品。毋须回避的是,她们的创作其实已陷入了某种困境。延安对于从国统区或沦陷区奔赴而来的女性作家而言,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她们所熟悉的生活经验、读者群体与文学表达的方式等几乎全部失效。

以丁玲而论,她自1936年来到延安之后就属于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但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过创作了一些短文、速写之类,其后在对延安文化环境渐渐熟悉的情况下,才创作出了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从1942年4月初开始,毛泽东广泛约请延安作家艺术家交谈,以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实际状况,交谈对象包括丁玲、白朗、草明等女性作家。而这也正是为文艺座谈会做的前期准备。现在看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就“延安文学”的叙事资源、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等问题作了阐发和限定,而这也的确有改变延安女性作家文学人生的理论力量。

延安女性作家正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的感召下踏上了转型之路,这个转型过程又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因为她们与大众必然有一个磨合与交融的过程。尽管如此,延安女作家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她们期盼通过文学的方式为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转型初期,她们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势,作品面貌大致趋同,这是由于她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又渴望快速完成转型。于是就不约而同地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甚至放弃自己原来熟悉的创作领域。

延安女性作家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往往成了被研究者批评的“证据”,但从她们转型的全过程来看,倘若没有这一期间的矫枉过正,又何谈后来更大的超越?

至此之后的延安女性作家开始关注来自底层民众的所谓英雄,在她们笔下,“大众英雄”开始崛起,这是延安文学特有的气象,也是此前的文学不曾有过的。也正是这个时候,丁玲才真正触摸到大众化、民族化的精要,其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成形的。

可以看出,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女性作家的群体特色才渐趋明朗。她们真诚地追随和实践延安文艺思想,纷纷走向大众生活的深处,感受和体验着大众的喜怒哀乐与命运变迁。

延安女性作家群的形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也为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在女性话语方面,这个群体也起着巨大作用,其女性话语显然不是囿于“性别身份”这样狭隘的视野,而是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赋予女性书写以别样的历史感、现实感和崇高感。

(本文来自网络,缩编自赵学勇《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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